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
我生于1901年，祖籍杭州。父亲是清代两浙盐运使署房吏，家境小康。到我中学二年级肄业时，家已衰败，只得改弦学医，拜本地名医王香岩先生为师。王师为湖州凌晓五门人，擅长治疗温热病，和善治杂病的莫尚古同为杭人所称道。我在师门上午随诊，下午摘抄医案，同时看书学习。
满师后，我一面作小学教员，一面钻研医学，并执笔写文，投寄医刊。当时如王一仁主编的《中医杂志》，吴去疾主编的《神州国医学报》，陈存仁主编的《康健报》，张赞臣主编的《医界春秋》，陆渊雷主编的《中医新生命》等刊物，登载拙作颇多。
我于1928年在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职，该校为孟河丁甘仁先生所创办。我在该校执教时，丁氏已去世，长孙丁济万继其业，在上海白克路悬壶，同时主持校务。所用教材，有的自编讲义，有的选用古今名著。教员有程门雪、陆渊雷、时逸人、余鸿孙及我等。
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，我再次到上海国医学院任教职，该院系陆渊雷、章次公、徐衡之三人所创办，聘章太炎为名誉院长。陆渊雷讲授《伤寒论》，章次公讲授药物学，徐衡之讲授儿科，我讲授中医常识及医案。由于师生共同努力，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，如中国医学史专家范行准，浙江中医学院教授潘国贤，均在该院毕业。
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，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职。该院系上海国医学会设立，实际上由上海名医朱鹤皋出资兴办，教务长为蒋文芳。教材全用讲义，有的参以西医学说，有的纯是古义。学生大都勤奋好学，成绩斐然，如著名中医师肖熙即是该院高材生。此为三个医学院校的概况。
那时中医界出版的医学刊物可分为三个类型： 一为中医学术团体主办的，如《神州国医学报》、《中医杂志》等；一是以研究学术，交流经验为宗旨的，如张赞臣主编的《医界春秋》，陆渊雷主编的《中医新生命》等；一为宣传中医常识，唤起民众注意卫生的，如陈存仁创办的《康健报》，吴克潜创办的《医药新闻》，朱振声创办的《幸福报》等。但总的来说，当时研究学术未成风尚，刊物稿源常虑不足，因此更促进了我对写稿的兴趣。
另外，那时要在十里洋场以医业立足，颇不容易，大都先做善堂医生，取得民众信仰，然后自立门户。如陆渊雷是善堂医生，章次公是红十字会医院医生，徐衡之家境宽裕，自设诊所。由于当时政府崇西抑中，设备完善的西医院专为官僚富商服务，贫困的劳动人民只能到善堂求医。即如《神州国医学报》编辑吴去疾终因业务萧条，抑郁而死。又我老友张汝伟，虽自设诊所，却无病人上门，赖其女资助，生活艰难。那时上海虽有声望卓著的中医，但为数不多，大多数中医同道门庭冷落，为柴米油盐操心，哪有心情研求学术。回忆往事，令人感叹不止。
1929年，国民党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“废止旧医”案，并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，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。全国各地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，向反动政府请愿，强烈要求取消提案。当时裘吉生、汤士彦和我等，作为杭州代表出席会议，强烈呼吁，一致反对，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提案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只身逃难入蜀，到达重庆，任北碚中医院院长等职。
解放后，我在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任教，那时副校长胡光慈，教务主任任应秋，均为西南中医优秀之士。我在那里讲授方剂、温病，编了两种讲义，讲义稿后在上海、南京出版。
一九五五年底中医研究院在首都建院，应钱信忠部长的邀请，我与蒲辅周、李重人等从四川调京，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迄今，韶华荏苒，匆匆二十五年过去了。
一、 熟读精思，不断总结
古人读书，有“三到”之说，即口到、眼到、心到。口到是指朗诵，眼到是指阅看，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。后人又加上手到，即要求勤记笔记。这四到，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。
我青年时代，因文化程度不高，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懂，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，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，逐渐上溯到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等经典著作。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，首先读《汤头歌诀》、《药性赋》、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濒湖脉学》等书，做到能熟练地背诵，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年轻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。因年轻记忆力强，一经背诵，便不易忘记，可以终身受益，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。
我酷爱读书的习惯，即在那时养成。我平生所读之书，以明清著作为多。清末民初，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：“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为医学之基础，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，如《金匮要略》为杂病书之最早者，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，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。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，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，迨至明清诸名家，于温病尤多发挥。”金氏这段话，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。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《素灵类纂约注》、徐大椿的《难经经释》、《医学源流论》，治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宗《医宗金鉴》，温病宗《温热经纬》。明代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，清代国家编纂的《医宗金鉴》，以及沈金鳌的《沈氏尊生书》，均是皇皇巨著，内、外各科具备，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。其他如本草、方书、医案、笔记等，平居亦常浏览，以扩见闻，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，不要求背诵。
从前读书，强调背诵，对初学来说，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。清·章学诚说：“学问之始，非能记诵。博涉既深，将超记诵。故记诵者，学问之舟车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）涉山济海，少不了舟车，做学问也是如此。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，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，那么，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“读死书”诮之。
熟读了，还要精思，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，领会其精神实质，同时要善于思考，养成一定的鉴别能力，既不要轻于疑古，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，这就是心到。
所谓手到，就是要记笔记。笔记可分两种： 一种是原文精粹的节录，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；一种是读书心得，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，初步整理，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，比起前一种笔记来，进了一步。在学习过程中，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，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，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。待到一定时候，笔记积累多了，便可分类归纳，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。
这四到，不仅互相关联，而且互相促进。1928年至1933年，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，由于教学须编讲义，写稿须找资料，只好多读多看，勤记勤想，因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。
二、 转益多师，不耻下问
韩愈说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又说：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。”求师问业，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。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，经他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。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，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。迨至壮年入蜀，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，不同的环境、民情风俗、用药习惯等等，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如江浙医生用乌、附，大率几分至钱许，而川蜀医用乌、附，常用三四钱，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。解放后到了北京，北京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名医云集，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，各出所学，互相切磋，获益良多。
古人为学，提倡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这话很有道理。司马迁能写成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，一来由于“天人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太史公”，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，同时他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沅湘，北涉汶泗……西征巴蜀以南，略邛、笮、昆明”，历览天下名山大川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我国版图辽阔，地理环境，自然条件，风俗习惯，发病特点等，各地有所不同，在长期的发展中，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、医学流派等，这是由来已久了。如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，治疗的差别，提出“杂合以治，各得其所宜”的主张。因此，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，吸收他们的长处，不但不耻相师，还要转益多师，不囿于门户之见，也是克服局限性，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。我自己曾从“行万里路”中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故有深切的体验。
老前辈读书多，经验丰富，并有某种专长，向他们请教，得益甚多。同辈亦可互相研讨，交流经验。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，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，方用沉香曲、香附、甘松、元胡、降香、九香虫、刺猬皮、瓦楞子、左金丸、甘蔗汁、生姜汁。我向裘老索方，他即告我，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、胃溃疡胃痛，均有疏肝和胃、行气止痛之功，但不宜于虚证。解放后，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，蒲老临床经验丰富，治病颇有把握，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。
各地中、青年中医，与我联系者颇多，对于中青年医生，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，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，有信必复，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，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。例如，我在1979年曾写了《银翘散的研讨》一文，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，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，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我根据他的意见，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。有时遇到疑难病症，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，做到集思广益。
三、 努力实践，逐步提高
从前有人说，学习中医要有“十年读书，十年临证”的工夫，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，临证是运用理论于实践。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，比如初学皮毛，辄尔悬壶，无疑是草菅人命；反之，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，而没有实践经验，纸上谈兵，又易误事，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。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，写道：“读不如行，使废读将何以行；蹶方长智，然屡蹶讵云能智。”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理论、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、不断提高的过程，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，包括失败的经验。我从前曾写过一篇《肺病失治记》，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。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，可以取得教训，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，避免“屡蹶”。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，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，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。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，体会才能深刻，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。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，便感到由衷地高兴，如我曾治疗粒细胞白血病，有二例得到缓解，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，高血压、消化性溃疡病治愈较多等等，反过来，对我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。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，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（即臌胀）之治疗规律，经过临床实践，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，如大戟、芫花、甘遂之类，虽能水去腹小，但不久又复膨胀，反复施用，元气大伤，终至不救。由此体验，益信朱丹溪《格致余论》的一段话，为至当不易之论。丹溪说：“医不察病起于虚，急于取效，病者苦于胀急，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，不知宽得一日半日，其肿益甚。病邪甚矣，真气伤矣！”故治此症必须“和肝补脾，殊为切当”。
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。患者李某，广西梧州某厂工人，患阳痿已数年，伴有腰酸腿软，心悸失眠等症，来信要求处方。我分析病情，认为系心肾两亏，拟赞化血余丹加减，并改为汤剂。他照方服用月余，诸症消失，198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。
赞化血余丹，方用血余、熟地各八钱，首乌（牛乳拌蒸）、核桃肉、蓰蓉、茯苓、小茴香、巴戟、杜仲、菟丝子、鹿角胶（炒珠）、当归、枸杞各四钱，人参二钱。照方十倍量，炼蜜为丸，每丸三至五钱，饭前服。功能补气血，乌须发，壮形体。按此方补而不峻，滋而不腻，有补气血、益肝肾之效。因历用有效，故附记于此。
长期以来，我还结合临床，努力学习西医知识，以为他山之助。在《新编经验方》等书中，尝试结合西医学理，说明中医方剂的使用，虽然做得不够好，但我一直认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共同为人民服务。
自从1942年杭州三三医社出版了我先师遗著《医学体用》后，至今我已先后编写了中医书籍十多本。已出版的有《养生琐言》、《诊断与治疗》、《仲圭医论汇选》、《食物疗病常识》、《肺肾胃病研讨集》、《中医经验处方集》、《中国小儿传染病学》、《中医温病概要》、《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》、《医学碎金录》、《新编经验方》共十二本。近年来，我又编写了《论医选集》、《中医内科临证方汇》二本，共三十余万言，其他论文、医案三十余篇。我年虽老迈，但在有生之年，愿为祖国的四化事业，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，不断努力，不断前进。
附小诗一首，借以自勉：
满目医林气象新，姚黄魏紫竞芳馨。
神功共赞金篦术，奇效还夸玉函经。
病翮何须嗟濩落，奋飞尚拟向青冥。
欣逢四化千秋业，指路遥看北辰星。
沈仲圭论杂病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